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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立国时，在立法中删除所有对于商人苛责的律条，虽未有大张旗鼓的宣扬平视商人的想法，但当人们想要刁难商人时，却发现律法文件中，甚至找不出一句前朝通行的“视商贩与仆役、倡优、贱民同列”的说辞。

后来显宗诏令：“榜商税泽例于务民，不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不得随意滞留商人、乞取财物。

这些律法与诏令都是缓慢而默不作声的修改，不注意到的时候仿佛不存在，唯有触及商贾利益时才会如幽灵般出现在律法中，成为了那些小商小贩的护身符。

再加上高祖与显宗时期的国相与大儒，都表示出尊重言利，四民皆本的言论来。这是由于国子监诸多儒家流派的争论而诞生的，还是高祖授意，令受人尊重门徒遍天下的大儒替他发声，已经不得而知。

纵然到了殷邛时期，新思潮过去，不少儒者又认为功利主义使得国之根本撼动，但由于殷邛得了商贾行业更高赋税也不会有苛政恶名的甜头，再加上大邺由于农人生产力依然很低，种地还是需要家中大量的人员，并没有太多民众投入到行商来，担忧的“国之根本撼动”也并没有发生。

也不怪军中这些人烦躁，往日里都是军队前行，只要有命令便能服从。这回带上了商人，他们真的是事儿多嘴杂，好几个脾气暴躁的营主既难忍他们的指指点点，又受不了他们的散漫无度，气的暴跳如雷，恨不得甩下这商队。

贺拔庆元毕竟是一军之主，浸淫官场多年，还算是有些活络手段，从中来协调些。

殷邛塞上这么多商队和僧人，其目的跟所谓的“与波斯深化经济文化多边战略合作”没关系，他是想笼络住陇右道这仅剩的一条下部丝绸之路沿途的小国。

这些小国由于西域行路的时断时续，跟大邺联系的愈发少，不但是大邺内胡商人数直线下降，王公贵族能见到的西域特产越来越少，这些周边小国的贵族更是多少年没有得到新时的绸缎茶叶了。跟东|突厥打了百年了，他们早就习惯，但从大邺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却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这些被朝中大臣瞧不上眼的绸缎瓷器竟成为了笼络小国的最佳手段之一。更何况早些年大邺一大笔的收入，还是依靠着来往不绝的胡商带来的财富与商业赋税，穷的两眼冒绿光的殷邛自然想疏通这条商路。

崔季明也感慨，大邺如今许多方方面面，都跟崔季明想象中的隋唐时代不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地方，但这些仿佛都是因为高祖立国时期默不作声的引导，而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副官已经到队伍后头喝令坐在地上搭建帐篷的商人起身，崔季明也往后走一点去找自己的金龙鱼。金龙鱼长结实了一点，可是一路行来灰头土脸，哪里看得出闪耀的皮毛和优良的血统。

另一个手段便是佛法。高祖时期，派遣僧人从沙洲一路往楼兰、龟兹、据史德到了安国，也就是所谓的波斯。僧人住持的精妙佛法引得众小国国主虔诚疯狂的追随，从那之后整个西域对于大邺而来的僧人与佛经欢迎异常，在这样的态度下，高祖用迂回的手腕使得陇右道一片小国成为了大邺的附属，又再利用商队给他们带去财富与技术，将大邺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

不过东|突厥多次掠夺波斯而获得大量财富，逐渐壮大，开始用铁蹄踏过陇右道这些富得流油且安逸懈怠的小国，这才破坏了从高祖时期建立的双赢政策。

另外这些商人敢如此叫嚣的原因，便是大邺没有将经商贬为下等的说法。

这些在崔季明看来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重农轻商几乎是中原大地几千年来的思想。秦朝曾将一大批商人及祖辈为商人的后代，统一发配戍边；汉朝立国时，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纵然是大邺之前的魏晋南北时期，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禁工商不得乘马”“必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座而食”的思想。

大邺也并非不歧视商人，只是受歧视的程度堪称是自秦统一天下来最低的。